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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复工:共生、和谐与良治

杨凤岐 工商管理学者之家 2021-05-29

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近日对浙江省1837家科技企业开展调查。结果表明有超过60%的企业认为疫情对企业经营产生较大影响,有10%左右的企业受影响较为严重,仅有少数企业认为影响较小或没有影响。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快消和劳动密集型企业,涵盖消费电子、电器、服装纺织、电气设备、汽车与零部件各行业;新材料、食品、医疗健康、机械制造、化工等行业次之。企业遇到的三大难题通常为订单逾期、复工不足和经营成本飙升,另有部分企业面临市场需求疲软、原材料价格上涨、资金紧缺以及客户跳单、贷款压力和线下销售等困难。


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素以“当好店小二”为己任,着力推动本地经济发展,往往能创新性解决企业实际困难。但目前以求真务实、诚信和谐与开放图强精神见长的浙江企业尚且如此,笔者推测我国华北、东北和西北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恐怕更大、更多。民营小微企业虽说“船小好掉头”,但缺乏支持会令其徘徊在破产边缘。众所周知,我国民营经济提供了近八成的就业岗位,假如民营经济大面积“休克”或“坏死”,依靠民企谋生的中低收入者必将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;真有可能因“前程四紧”,而致咸鱼粘锅啦。

复工的困境 ●

当下企业复工若出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,地方主政官员要被问责;企业主则要承担隔离密切接触者所有开销。此外,无论员工是在上班途中还是在工作场所被感染,企业主都要进行工伤赔偿,除非能证明员工是在居家环境被感染的。即使复工后暂时没有出现感染者,人员招募、原料配送、产品外销以及密切频繁的督导检查也会令企业不堪重负。许多地方政府还实施网格化管理筛查、不留死角,附加14天隔离观察,这使得用工荒再次出现。


国家发改委已要求各地政府不得审核企业复工,即企业复工是自愿行为;只要具备条件且有防护措施,随时可以复工。但一些基层干部在防疫中“只管一片”和“一刀切”的做法,已经伤害到经济发展。有识之士曾呼吁,不能让我们的城市再“静止”下去!具备条件的城市不要再过度防疫,应根据疫情变化逐步从极限防控向精准防控转变,适当灵活安排生产和生活。平心而论,严格防疫没有错;在武汉这样的城市重典治疫更是重中之重。错的是“一刀切”式阻断经济发展,还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催生“二分法”暴力。因此复工是必然的,何时复工?怎样复工才是关键。

共生呼唤和谐 

有学者指出“持续的不确定性、无法判断的未来以及万物互联所带来的更透彻的影响……要求企业把自己融入一个系统中、一个生态结构中,否则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独立生存”。的确,共生才可能共荣。我国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、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和承包制,90年代保留重点国有企业,没有效仿前苏联休克疗法实行彻底私有化,乃至当下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无不体现了共生理念与信仰。共生还需以共识和共同利益为基础,从思想和经济回报两方面着力解决问题。而要达成共识,谋求共同回报只有在和谐社会里才有可能实现。因此,以共生为总目标,从“谐则”与“和则”视角探讨疫情中乃至后疫情时代政府、企业和员工三方互动博弈,找出何时复工?怎样复工问题的纳什均衡解就具有现实意义。


笔者建议,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分类别、分批次稳步恢复生产是最优解决方案,急促无准备复工或拖延阻滞合理复工都是下策;无法体现共生信仰,也就无法实现共荣。其中“谐则”在上,应由政府和央企协调配合,尽快组织复工复产;“和则”在下,赋权民营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动态调适配置。联络“谐则”与“和则”的纽带则是网络一体化跨省、跨地区联防联控机制。在“谐则”层面,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《劳动法》和《劳动合同法》做出特殊调整和规定,在抗疫期间允许企业雇主与雇员在自愿基础上就合理工资、工伤、适用期、不可抗力以及辞职和离职等事项自行达成共识,以期及时恢复经济活力。“和则”居于底层,需同时满足变通和实事求是要求;较多体现为同事关系和、家庭邻里和与官民一家亲,赋予“和为贵”新的含义。


如此将有利于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协作共生关系,为系统化稳步复工复产打下基础,同时尽力维护中低收入者合理利益与体面劳动要求。另一方面,在疫情拐点即将到来之际做出上述调整,能有效化解当前网格化管理虽精微但分割过细、虽可追责但淡化总目标的不足。随着“时间透镜”逐渐发挥聚焦作用,还能推进有中国特色复杂系统理论发展,补齐城市公共环境治理与公共卫生短板。

后疫情时代的良治 ●

近三十年来HIV、SARS、H1N5、H7N9、MERS、Ebola和2019-nCov病毒轮番攻击人类……人类社会为过度向大自然索取已付出了一定代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新冠肺炎病毒(2019-nCov)既是新疮,又是沉疴!是时候花大力气研究该如何改善人类与大自然,尤其是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、永续发展的难题了。


发出“疫情就是战情、疫区就是战区”这样的号召,采取严厉隔离措施、全民防控,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负责,也是对世界各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展示。再不能犯卫生防疫与经济发展厚此薄彼、只顾一头的错误啦。令人欣慰的是,我国政府是学习型政府。能保持政令畅通、下情上达,践行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协商性民主制度,执政理念是共生而不是寄生。此外还能有效调动人员、集中物资,执行力强,这为抗击疫情恢复生产,实现良治和企业自救提供了可能。总之,疫情会过去,但很可能不会远离;共生只可能发生在和谐社会里,也能促进社会和谐。政府需要良治更应学会善治。

杨凤岐,天津外国语大学“一带一路”天津战略研究院讲师。研究方向为领导力、人力资本、交易成本和心理所有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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